我所爱的都市故事

《打风》

程皎旸 著

作家出版社

2025年4月

■程皎旸

2011年，大学开始前的那个暑假，我渴望工作，像大人一样，自己赚钱自己花。有一天，我去了世贸天阶，其中有一栋甲级写字楼，我穿梭在某个大型时尚集团里，掠过一个个由落地玻璃组成的好似八音盒那样精致的房间，看到哥哥姐姐们坐在高脚凳上开会，宛如都市时装剧里的场景，偶尔有人从玻璃房里跑出来，端着手提电脑，眼中无人，脚下带风。回家之后，我在QQ空间发布感言：世贸天阶很酷，我以后也要去那里上班，做一个很酷的白领。然而我的申请资料被拒绝了，因为我还差一个月才满十八岁。我很失望，似乎失去了进入大人世界的好机会。不久，我去了香港。

香港，玻璃幕墙连成一片薄荷色的长河，涟漪泛红，是车灯连串盘山下海。从地下搭乘响尾蛇般快速爬坡的扶手电梯，直达迷宫似的超级商场，呼吸里充满葡萄果肉或茉莉的人造清香。中环，一个二十四小时精彩无间断的地方。假如凌晨三点，从中环兰桂坊出发，步行至皇后像广场，将会看到一片流浪的人，摊在凉亭、喷泉边酣睡，太阳升起，又纷飞离散，行走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，再散去，向着四方通天的大厦。这就是香港。这座城仿佛上了快速发条，它的奔腾不息让我充满好奇。我渴望了解它，并融入它。

我并不真的了解香港，直到我从象牙塔走出来，进入它的职场。我的第一份工作与媒体相关，在一个工厂大厦里，乘坐手动拉闸的老式电梯，铁质生锈的电梯门宛如虎头铡，很快吓跑了我。我转行去了广告界，游走在一个个坐拥维港海景的格子间。我们在年会上喝下用3D打印机拉花的“大都会”鸡尾酒，通宵开着两言三语的跨国会议，手指进化成键盘上的某种零件，双眼分叉于multitasking（多任务处理）的分屏画面。商业是这个城市最灿烂的金箔，勤劳的人们服用金子制成的忘情药。我开始书写有关城市、商业与人的故事。

《条形码迷宫》是我最初的尝试：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女性，在香港工作，不久，她发现手背上长出了条形码。由这个女孩，串联起与她相关的爱情、杀妻案、商战。最初它叫《拯救条形码少女》，入围了2015年豆瓣阅读征文大赛，2023年修订后，发表于《福建文学》，得到陈培浩老师的评论，并入选2024年度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好作品名录。之后几年，我又陆续写了一些与职场、商业、金融等相关的城市小说，而故事里的角色，主要是“白领”，例如《纸皮龟宅》，意外发现“老人集体变龟”的广告人；《狗人》，想要升职的国际企业策划师，与一只会说人话的狗；《金丝虫》，被解雇的市场营销专员，不得不搬去远离市区、租金便宜的人工小岛，却似乎被怪虫缠身。这些故事的创作，伴随着我跌宕的职场之旅。从广告公司，到新媒体集团、议员工作室、编剧公司、网红中介、金融集团，最后又重回广告界，成为策划师，接触了全球知名的品牌客户后，我对自己所经历的一切都感到疲倦，似乎陷入在一个看似繁华实则不断重复的怪圈里，于是我裸辞了。但想不到，递交辞职信后一周，我竟获得邀请，成为为期一年的合约制大学讲师，这对我而言是一种全新的挑战。

我教授的课程包括媒介与消费、新媒体创意写作、性别研究等。在与大学生相处的过程中，我也不断重温那些许久不曾翻阅的文化理论，回顾过去在传媒、广告界的工作经历，这再次滋养了我的写作。很快，这一学年结束了。我尚未想好下一份职业是什么，决定为自己放一个暑假，却遭遇香港史上最高温的夏天。2023年炎夏，我写了《狂夏夜游》，一个新中产女性在香港西贡的魔幻之旅——直到此刻，我依然觉得，这是我最爱的作品，所以我将它放在《打风》头条。

除了“白领”系列，我也书写“传奇”。2017年，我打了两份工：白天，我坐在办公室；夜晚，我为“VICE中国”做访问。我发起了一个访问计划——“姑娘真棒”，采访全球各地不同行业的酷女孩：从公关界裸辞去纽约学艺术的插画师，在台湾开创内衣品牌的设计师，在英国收集垃圾并制成艺术品的摄影师，在柬埔寨的摇滚女歌手……她们的勇敢好像薄荷味道的子弹，刺激了我，我开始书写一些与众不同的传奇人生。《逃出棕榈寨》，一个来自东南亚的神秘艺术家；《孖天使》，和朋友策划绑架案的十八线编剧；《海胆刺孩》，混迹油尖旺的单身妈妈，以及浑身长刺的小男孩……我将人物的传奇，与城市的光怪陆离交织起来，正如张怡微老师对《打风》的推荐语：程皎旸有很强的通俗叙事能力，她喜欢揭秘，娴熟于布置激烈和荒诞的场景，以呈现新世代痴男怨女心中隐秘的渴望。无论是对身份、对阶层、对财富还是对其他世俗虚妄，她都用变异的生活经验在搭建幻象，令现代都市呈现出怪谈的意趣来。

2023年暑假，我交出了《狂夏夜游》后，再次回归职场。就在我为刺激的人生体验感到兴奋，并打算开启相关主题的研究时，爸爸病了。看着我那坚强又挺拔的爸爸，在短短的几个月间，坍塌，衰亡，顿觉过去所在意的事，都变得毫无意义。当我收到《香港文学》“香港作家小说专号”约稿，我忽然决定抛弃过去所追求的那些写作技巧，也不想再理会曾不断批判的社会问题，只想要用一种无限接近真实的写法，讲述一个人与一座城的故事。于是我写了《香港快车》，一对新移民男女在这城市生活的十二年。他们在香港的成长与悲喜，以及百转千回后的无限空荡，大概也是属于我的。这篇小说入围了首届“青鸟作家导演起飞”计划。它会被成功改编成电影吗？我期待着。

行文至此，我似乎讲完了我在香港这么些年的经历，以及我的写作。整理书稿时，我想，这是一本记录年轻人跌宕生活的故事集。它就像来势汹汹的风，是青春的，热烈的，偶尔也是噼啪打脸，令你觉得疼痛的。但风就是风。风来了，也会去。无论迎风逆风还是追风，生活必须继续。于是，我为它命名《打风》——这在粤语里，是“刮台风”的意思。

《打风》是一本关于城市的书。我热爱城市，热爱观察它的街道，建筑，窗口里的人。我热爱讲述香港的故事，就像伍迪·艾伦的电影无法不提及纽约。而香港，它除了商场，还有海，山，盘旋向上的森林，隐在楼房后的瀑布，打翻调色盘的野兽派暮色，野猪，老鹰，蹲在花园里反刍的牛。我将这些绮丽的南方大自然，也写在书里。

如今，我在香港生活十四年了。过去半年，我连续出版了三本书，《乌鸦在港岛线起飞》《飞往无重岛》以及《打风》——这三本书，都是我的城市小说集。正如王德威老师为我《飞往无重岛》所写的推荐语：“有什么样的城市，就有什么样的故事。”有关城市的书写，我仍在继续。我之于城市与写作的爱，“打风都打唔甩”。

（作者系小说家，现居香港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