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言

司马懿是中国古典文学名著《三国演义》中塑造比较成功的人物形象之一，历史上的司马懿是一个富有雄才大略的人物，他多谋善断，知人善任，善晓兵机，辅政平乱，无论是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表现出卓越的才能。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，到了毛评本《三国演义》中，司马懿则被塑造成一个心怀异志，奸诈多疑，司马懿具有研究价值。

一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司马懿形象

黄初七年夏五月，文帝病危，司马懿以抚军将军的身份与中军大将军曹真、镇军大将军陈群、征东大将军曹休一起被任命为辅政大臣，辅佐年幼的新皇帝。另一次则是在景初三年，明帝病危，司马懿再次作为辅政大臣辅佐新皇帝。首先，托孤大臣不是由一个人担当，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掌权者的独断专行。其次，在托孤大臣的选择上，曹氏亲族与异姓功臣各占一半，有利于权利的相互制约。

由上文可以看出，司马懿担任辅政大臣，是在曹丕去世之后。曹睿即位后，曹魏政权的现状是内忧外患，政局不稳。“内忧”的是本国的叛乱威胁国家统治，“外患”的是吴蜀的进攻。在司马懿两次担任辅政大臣的时间里，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，解决了这两个方面存在的问题：一方面是阻止并消灭本国境内的叛乱。曹丕去世后，曹魏政权内部发生了多次叛乱，主要的叛乱有两次，一次是孟达的反叛，一次是辽东公孙渊的反叛。在这两次平叛过程中，司马懿都起到了重要作用，为曹魏政权的稳固作出了重要贡献。提到司马懿的功绩，首先想到的就是“克日擒孟达”和“百日平辽东”。除了这两次为人所熟知的叛乱外，其他一些小规模的叛乱，司马懿或率军平叛，或遣将追讨，都取得了胜利。

《三国志》的记载向来吝惜笔墨，单从时间上来看，十二月孟达谋反，第二年二月司马懿就攻破新城，斩杀孟达，也可以称得上兵贵神速了。司马懿奉诏讨伐公孙渊，在襄平将其消灭，并对辽东境内的其他地区有所震慑，“海东诸君平”。

此外，司马懿还平定王凌的叛乱以及匈奴的叛乱：丙午，闻太尉王凌谋废帝，立楚王彪，太傅司马宣王东征凌。五月甲寅，凌自杀。六月，被赐死。秋九月，安定保塞匈奴大人胡薄居姿职等叛，司马宣王遣将军胡遵等追讨，破降之。对吴作战，司马懿参加的战役都以胜利告终，对蜀作战，主要是与北伐的诸葛亮对垒。

司马懿针对蜀军“远道而来，粮草不济，利在速战”的不利情况，主要采取“坚守不战”的策略。以至于唐太宗评价司马懿的时候说“夫征讨之策，岂东智而西愚”。孙权认为曹操的军事才能很出众，称其“至于御将，自古少有”，但是“丕之于操，万不及也。今睿之不如丕，犹丕不如操也”。也就是说，在孙权看来，曹睿远远不如曹操。

因此，孙权决定抓住这个时机，分派三路大军攻打魏国，一路由孙权亲自领兵，攻打江夏，一路由诸葛瑾领兵，攻打襄阳，另有其他将领攻打寻阳。显然，孙权低估了曹睿的同时也忽略了司马懿的存在。曹睿充分认识到“吴军长于水战，不善陆战”且“长途跋涉，利在速战”道理，一方面令江夏太守文聘坚守不出，拖住孙权；另一方面让司马懿兵出襄阳，敌住诸葛瑾。诸葛瑾显然不是司马懿的对手，大败而归。司马懿乘胜追击，斩杀吴将张霸，并对孙权造成牵制，孙权也被迫退军。司马懿在这次战役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，这次战役的胜利对于曹魏政权的稳定起到重要作用。

陈寿可以称得上是“良史”，“良史”指能秉笔直书、记事信而有征者。班固在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中赞扬刘向、扬雄等人有良史之才的同时道出了“良史”的评判标准乌呼！以迁之博物洽闻，而不能以知自全，既陷极刑，幽而发愤，书亦信矣。”“良史”就应该“文直”“事核”“不虚美”“不隐恶”。《三国志》与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并称“前四史”，地位得到认可。陈寿秉笔直书而又含蓄严谨，寥寥数笔中体现出陈寿对司马懿的态度。

陈寿是西晋时期的人，陈寿没有这样做，或许在陈寿眼中，司马懿的军事才能也就如此，甚至不如曹真。曹真在对蜀作战中取得胜利，并亲率大军伐蜀。曹真在对蜀作战中，击败诸葛亮，收复了南安、天水、安定三座城池。并预料诸葛亮再次北伐时会军出陈仓，便预作准备，让郝昭、王生把守城池，诸葛亮无功而返。后来，曹真又率军伐蜀，司马懿也一道前去，虽然因连日的大雨而被迫退军，但也起到了震慑敌人的作用。

二、多谋善断，善晓兵机

司马懿不仅在政治方面很有才能，而且在军事方面颇有建树。他足智多谋且善于决断，善晓兵机并且能在实战中灵活运用。司马懿自幼出生于一个世族大家，对儒家典籍很是重视。同时还对兵家的权谋有所涉猎。司马懿不仅谋略出众，更重要的是能根据实际形势的变化，作出恰当的判断。

建安二十四年，进位汉中王的刘备以关羽为前将军，攻打驻守樊城的曹仁。曹操派遣于禁、庞德前去救援。关羽借助汉水之利，水淹七军，斩杀庞德，迫使于禁投降，威震华夏。很多地方的人纷纷响应关羽，曹操打算迁都来躲避关羽的锋芒。孙权与周瑜制定的“得蜀而并张鲁，据襄阳以蹙操”，以及与鲁肃制定的“竟长江所极”的方针都提到了一个军事重镇，那就是荆州。而在刘备与诸葛亮制定的“隆中对”中，荆州既是大本营，又是北伐中原的起点。这就使得双方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，孙刘联盟的内部矛盾，全都是围绕荆州展开的。

其次，从孙刘双方的实际情况，作出准确的判断。先说孙权集团，赤壁之战后，刘备占据荆州南部的四郡，孙权占据荆州治所南郡。孙权为了借助刘备的力量抵御曹操，“进妹固好”，将自己年轻的妹妹许配给刘备，并将南郡也借给刘备，也就是所谓的“借荆州”。但是，孙刘联盟关系得以维系的基础在于共同的强敌曹操的存在，正所谓“唇亡齿寒”，而孙权所做的一系列事情也是以此为基础。

然而，孙权集团不愿意长期“借荆州”，刘备集团初期弱小，需要以荆州为家，刘备夺取两川，势力强大后更不愿轻易还回去。孙权派诸葛瑾出使西蜀，向刘备“求荆州诸郡”，刘备以夺得凉州再归还为借口推脱。孙权很是不满，于是采取武力夺取了荆南三郡，双方逐渐出现了裂痕。刘备进位汉中王，势力逐渐壮大，便派关羽攻打襄樊。孙权不愿看到西蜀势力强盛，不惜破坏联盟关系也要夺取荆州。而曹操的拉拢则更坚定了孙权袭取荆州的决心。

从刘备集团的角度分析，刘备长期占据荆州不还，本来就让孙权不满。关羽的骄傲自大更是加剧了孙刘集团的矛盾，也导致了自己的败亡。先前，孙权为了搞好同关羽的关系，曾派遣使者“为子索羽女”，以期双方建立姻亲关系。关羽十分恼怒，“骂辱其使，不许婚”，引起了孙权的强烈不满。为了稳住关羽，孙权以同盟者的身份，派使者到关羽处表示要帮助关羽，但又命使者不要“速进”，另派主簿“先致命于羽”。关羽“忿其淹迟”，并大骂孙权。孙权则不动声色，写信给关羽道歉，并“许以自往”。在暗中，孙权决定灭掉关羽。

司马懿从魏蜀吴三方的矛盾出发，根据实际的情况，劝诫曹操借孙权之刀解樊城之围，而后来事情的发展，也正如司马懿所预料的那样。司马懿很重视人才的提拔和使用，提拔了一批很有才干的年轻人，举荐和重用德才兼备的官员，同时还注意结交和倚重德高望重的功勋老臣。

“蜀中无大将，廖化作先锋”，这是对蜀国后期军事人才匮乏的真实写照，而司马懿善于发现和提拔任用年轻人，使得曹魏后期政治军事力量依然强大。邓艾曾经担任过都尉学士，因为口吃而不能担任干佐一职，只能做一个守丛草吏。邓艾虽然出身卑微，却志向远大。他善于观察，每到高山大泽，就考虑安营扎寨的住所。周围的人都嘲笑他。后来担任上计吏时得以与司马懿相见。在言谈举止间，司马懿发现邓艾学识才干十分出众，让他做了自己的掾属，后来又让他做了尚书郎。

邓艾也没有辜负司马懿对自己的信任，屡立战功。嘉平元年，邓艾和征西将军郭淮“拒偏将军姜维”。随后又识破姜维的“声东击西”的策略，料定“维必自东袭取洮”，提前做好准备，使姜维计划破产。景元四年，钟会奉诏征蜀，在剑阁遇到姜维的军队据险而守，无法攻破。邓艾攻其不备出其不意，偷渡阴平，直逼成都，迫使刘禅出降。

石苞是司马懿提拔起来的另一个年轻才俊，他是在长安的军市中被司马懿破格提拔，在揭发丁谧的罪状时敢作敢为，颇得司马懿父子的赏识。司马懿除了提拔任用年轻才俊，同时还注重结交元老重臣，以期获得他们的支持。王观、高柔、蒋济等人都是历经曹操、曹丕、曹睿的三朝元老，司马懿信任他们、倚重他们，并得到了他们的支持。

三、隋唐五代时期的司马懿形象

司马懿为人谨慎，一言一行都要考虑清楚再行动。正所谓“三思而后行”，就是说的这个道理。曹操善于识人，同时又狡诈多谋，司马懿在曹操面前更要谨言慎行。司马懿作为曹操的谋士之一，不但足智多谋，而且更懂得合理恰当地向曹操进言。古人云：“伴君如伴虎”。自古君王喜怒无常，何况是曹操。曹操夺取汉中后，司马懿向曹操进言：刘备以诈力虏刘璋，蜀人未附而远争江陵，此机不可失也。今若曜威汉中，益州震动，进兵临之，势必瓦解。因此之势，易为功力。圣人不能违时，亦不失时矣。魏武曰：“人苦无足，既得陇右，复欲得蜀！”

曹操在这里借用刘秀的话拒绝了司马懿的建议。司马懿深知曹操也能看到这一点，但作为谋士应该给君主提出来，至于采不采纳，就取决于曹操了。曹操拒绝了司马懿的建议，司马懿并没有强谏、苦谏。进言是有讲究的：坚持自己的主张是可以的，但是过分地让君主同意自己的看法是有风险的。

强谏或许是出于一片忠心，但君主未必领情，甚至会感到反感。田丰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。田丰，字元皓，钜鹿人，是袁绍手下的重要谋士。在消灭公孙瓒的过程中，“绍后用丰谋，以平公孙瓒”。后来，田丰的许多计谋都可谓算无遗策，但却不能被采纳，最后竟然招来杀身之祸。第二，进言要有主见，不能溜须拍马，见风使舵，更不能过分地彰显自己，以免功高震主。即使自己的言论被主公采纳了，但万一事情有变，却没有言中，只能降低自己的信度。

司马懿做事沉稳老练，对曹操更是有意提防，话从口出，必思虑纯熟。同为曹操所倚重的谋士，刘晔却善于揣度主子的意思，曲意迎合。一方面，古人云：“良禽相木而栖，贤臣择主而事。”特别是在三国这样一个乱世之中，群雄逐鹿，究竟谁主沉浮尚未可知。司马懿拒绝曹操征召可以理解为自己在观望。另一方面讲，《晋书》中记载司马懿拒绝征召是因为“不欲屈节”，也就是认为司马懿是忠于大汉天下的。

司马懿如果是忠于汉朝，那么他可以隐居山林，不问世事，为什么后来又接受征召了。这岂不是司马懿又变节了。东汉时期的名士法真，在汉顺帝时曾多次拒绝征召。顺帝“虚心欲致，前后四征”，法真深自隐绝，“终不降屈”。曹操也肯定明白，虽然以武力迫使对方顺从，对方也未必能够竭忠尽智辅佐自己。等到曹操做了丞相，已经是建安十三年，再次征召司马懿，司马懿便去做了曹操的文学掾。此时的司马懿对天下大势有了足够的了解，对曹操也是有了足够的了解。曹操虽然挟天子以令诸侯，但不曾有“不逊之志”更没有“代汉称魏”。

结语

司马懿的形象流变自陈寿的《三国志》开始，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、隋唐五代时期、宋元时期和明清时期，其形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智者的形象贯穿于司马懿形象流变的始终，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有不同的表现，智者形象是其正面形象最主要的特征。负面形象在司马懿形象流变的萌芽期不太明显，在发展时期开始显现，经历基本形成时期和定型时期两个时期的积淀，司马懿阴险狡诈的反叛者形象逐渐被认可。